解决“署名之争”，根本在科研评价体系改革

近期，部分期刊提出或已实施论文单独署名政策，此举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提倡者认为，这一改变有助于打击“挂名作者”和“人情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而反对者则担心，一概而论的政策可能阻碍正常的科研合作，并加剧博士生培养和青年学者发展的挑战。

此番关于论文署名方式的争议，表面上看是形式问题，实则触及了科研评价、人才培养、学术道德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深层议题。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并非署名本身，而是署名背后所体现的评价导向，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科学、更公正的科研评价体系。

论文署名不仅关乎学术声誉，更与项目申请、职称评定、人才引进、博士毕业和高校考核等切身利益紧密相连。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往往能决定博士是否能顺利毕业、青年教师能否获得留校机会，以及科研人员能否获得更多学术资源。因此，论文署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贡献记录，成为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凭证”。

正是由于署名与利益的深度捆绑，原本应真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利益分配的手段，催生了挂名作者、馈赠作者、影子作者等学术失范现象。有些人虽无实质贡献却位列作者之列，而有些人付出大量劳动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科研的公平性，也削弱了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

因此，规范论文署名、维护科研诚信，具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将联合署名简单地等同于学术不端。

当今的科研活动日益呈现出团队化、交叉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即便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越来越需要不同学科的协同参与。从理论构建、数据分析到技术支持，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合作研究已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同样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导师不仅提供学术指导，更帮助学生建立研究能力、熟悉学术规范并融入学术共同体。对于真正为合作研究做出贡献的成员，联合署名不仅合理，也是科研规律的体现。

因此，真正需要治理的是虚假署名，而非联合署名；需要解决的是“利益绑架”下的合作，而非合作本身。署名之争，本质上是“破四唯”改革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事实上，当前围绕署名产生的诸多矛盾，其根源并非署名制度本身，而是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科技评价改革，强调“破四唯”，其目标并非否定论文的重要性，而是反对将论文数量、署名顺序等单一指标作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旨在让评价真正回归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和社会价值。如果评价体系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即使全面推行单独署名，也可能滋生新的形式主义，并催生出新的利益替代方式。只有真正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束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围绕论文署名的利益博弈，引导科研回归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初心。

未来，更为合理的署名机制应以贡献为导向，而非排名。许多国际期刊已采纳作者贡献声明制度，详细说明每位作者在研究设计、实验执行、数据分析、论文撰写、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职责，使得署名不仅体现排序，更包含责任和依据。这种机制相较于简单规定单独署名或联合署名，更能真实反映科研贡献，也更有助于遏制挂名现象。

同时，我们还应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评价科研人员时，应兼顾论文成果、原创思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及成果转化。既要关注代表性成果，也要尊重不同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差异。例如，对于以独立研究为主的文史哲等学科，可更侧重原创思想的评价；而对于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医学等具有显著合作创新特征的领域，则应充分认可团队贡献，避免用同一套标准衡量所有学科。

更重要的是，评价重点应放在“解决了什么问题、产生了什么价值、培养了什么人才”上。只有将高质量创新作为评价的核心，而非仅仅关注论文数量和署名排序，才能真正缓解青年学者和博士生的论文压力，并从源头上减少挂名、抢署名等学术乱象。

论文署名折射出整个科研生态的现状，它既关系到学术伦理，也影响着人才培养；既反映了科研合作模式，也体现了评价制度的运行逻辑。归根结底，当前的“署名之争”争夺的并非仅仅是名字，而是与之挂钩的获益权。一个真正健康的学术生态，应当确保每一位做出实质贡献者获得应有的尊重，充分鼓励合作创新，并通过制度保障学术诚信。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作者：李志民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