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不出国的留学

对于高考失利的山东考生白蕊来说，她的人生似乎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高考成绩公布前，她预估自己考了520分，深知这分数意味着进入211院校希望渺茫，甚至连一些“双非”一本院校也难以企及。最终，她的分数线恰好与山东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特控线）持平，为525分。

特控线不仅是教育部为“强基计划”等特殊类型招生设定的最低门槛，也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录取的普遍参考标准。白蕊的母亲建议她考虑“4+0”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学生全程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并获得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的学位。她算了一笔经济账：与直接出国留学四年百万元的花费相比，“4+0”模式的费用可减半甚至更低。此外，有报考专家指出，此类项目的毕业生在海外申请研究生时可能更具优势，更容易进入世界前100的硕士项目。

白蕊深入了解后发现，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景象。在今年高考前，教育部批准了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新增174所高校的86个机构和133个项目，此前全国已有253个机构和1100余个项目。其中，“4+0”模式备受关注，这种“不出国的留学”真如其名般美好吗？

来自海南的孙晨皓是宁波诺丁汉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他的升学选择准备更为充分。早在高二，他就关注到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全英文授课、引进海外教育模式与师资、提供丰富的海外交换机会及课外资源。

孙晨皓提到的几所大学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国内11所中外合作大学（S11院校）的代表。报考这些院校需要参加高考统招，毕业后可获得国内院校的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介绍，中外合作办学存在三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是二级学院）和独立法人机构。他认为独立法人机构代表着机制的整体引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孙晨皓当年的高考成绩为621分，与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一致。他回忆，该校在海南每年招生人数仅12至15名，竞争异常激烈，2023年最低录取分数线更是飙升至658分。尽管孙晨皓的成绩足以进入国内顶尖211或末流985院校，但他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充分发挥英语优势。“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是‘生存语言’，听不懂课就无法毕业。”孙晨皓表示。

宁波诺丁汉大学对报考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有不低于115分的要求，其他S11院校也有类似规定。除高考统招外，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还实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部分院校则要求提交申请文书。孙晨皓曾申请上海纽约大学，该校实行自主招生，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按6:3:1的比例决定录取。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介绍，该校中国学生主要通过自主招生，高考成绩是重要参考。每年4月完成选拔，学生被分为A、B、C三档。A档学生高考成绩达到特控线即可录取，B档则需根据A档剩余名额择优录取。学校每年招收500名学生，其中中国学生251人。“通常能拿到A档通知的学生，高考分数都不是问题。但今年也有学生拿到A档后放松警惕，高考成绩未过特控线而无法被录取。”童世骏说。

多位受访者强调，校园开放日如同“试吃大会”，对考生和院校的双向选择至关重要。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相当于面试，包含试听课，他和美方常务副校长都会参加，评估学生的求知欲、探索能力、英语水平及自主学习能力。他认为，顶尖高考生不一定适合上海纽约大学，那些习惯被安排、不关注兴趣实现或不适应全英文教学的学生，可能难以适应学校的教学模式。

自去年起，教育部批准了大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沈伟其认为这标志着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日益被社会接受。他指出，中外合作办学是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快速接轨国际前沿的有效途径，“4+0”模式尤其能为学生提供国际化平台，培养传统高校难以快速塑造的竞争力。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观察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此刻集中涌现，与2034年前后高校生源可能出现的快速下跌以及国家对优质本科学历扩容的需求有关。他认为，这为高校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并能在生源高峰期分流扩招压力，在低谷期也能及时调整。

然而，童世骏强调，中外合作办学并非所有学校都应追求的方向，它更多是满足教育多样化需求的一种补充和探索，不会成为主流。

近期获批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有6家由985高校参与。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师田力认为，这预示着未来985高校可能进一步进入该领域，整体办学质量有望提升，但985、211高校并非中外合作办学的绝对金字招牌。他提醒，未经教育部审批、由校内委培机构开设的国际本科项目，无论“4+0”、“3+1”还是“2+2”，都存在风险。即使是已获批的项目，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

赵信认为自己就落入了“坑”。作为北方某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作的“4+0”项目大三学生，他高考成绩仅比当地特控线高不到20分。该项目以“一本线读985、四年不出国拿美国学位”为宣传点，学费四年不到40万元，吸引了他和家人。

然而，赵信所就读的项目属于计划外招生，不经过高考统招，毕业后仅颁发外方学位证。尽管外方学位可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但入学后赵信发现现实与宣传相去甚远。他使用的校园卡与统招生相同，但后台权限受限，部分图书馆数据库无法访问。选课系统、宿舍也与统招生分开。大一时，专业课主要由中方教师中文授课，大二开始，外教的全英文授课令大多数学生难以适应。

孙晨皓身边也有类似经历的同学。田力指出，计划内项目通常要求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而计划外项目在这方面没有硬性规定，师资质量难以保证。赵信后来才发现，其就读项目的合作院校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数百名开外。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沈伟其坦言，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依然存在质量差异。一些项目真正引进了优质教育资源，但也有不少项目仅为学校创收。他甚至在一次交流会上发现，有国内名校仍在“挂羊头卖狗肉”。他认为，正常情况下，同一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录取分数线应高于非合作项目，但目前不少合作办学项目的分数线却可能低出数十分。

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逐渐收紧，部分项目已停办。目前教育部审批通过的仅剩5所，其中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尤为突出，其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常年位列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然而，该项目实际录取门槛较上海大学统招低100多分，却能与高考600多分的统招生共享教学资源。此外，该校对英语成绩要求极高，低于130分基本无法报考。沈伟其将分数倒挂现象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认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若持续存在，将产生恶劣影响，强调“不能卖文凭”。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普遍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年学费为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解释，为吸引国外师资，学校需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并按国际标准全球招聘教师。他透露，加上学费和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仅能勉强持平。他指出，一些学费低至几万元的项目，是在国家生均经费正常拨款的基础上，共享了校舍、仪器和师资。目前，大部分省市实行备案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标准基本自主定价。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建立退出机制，每年都有不合格或因生源不足而停办的项目。沈伟其强调，教育部每年对项目进行质量评估，应配套“放管服”改革，以避免市场混乱。

孙晨皓毕业后选择进入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他预计两年内可收回大学学费。他收到了包括宝洁、字节跳动、美团、欧莱雅等9家知名企业的工作邀约，同时也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院校的硕士录取通知。他选择就业的原因是宝洁提供的岗位极少招收本科生，机会难得。

赵信的毕业出路则可能不那么乐观。他入学时被告知“毕业生深造率70%”、“出国读研优势巨大”，但大三结束时，班级120人中，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不到10人。田力指出，计划外“4+0”项目毕业生在学历认证后可报考国内研究生，也可考公考编，但很多岗位招聘时会注明“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中外合作办学背景并不总是带来优势。

孙晨皓认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四年带给他更深层次的收获，尤其体现在面试中的“成熟”和“脱离学生思维”。他认为与面试官的交流是平等的，应聘者是来共同探讨实现价值，而非仅仅为了薪资或公司名头。学校的课堂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讨论与分享，注重实践学习。模拟公司运作、分析财务数据等课程，以及丰富的简历工作坊、面试模拟、暑期实习项目等校内资源，培养了他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孙晨皓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让他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上独立且完整的人，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童世骏认为，中外合作办学赋予学生最大的优势是自由度。上海纽约大学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学校，但学术管理完全遵循纽约大学规范，课程、培养方案和评价标准均依据外方设计。小班教学、高师生比（1:8）、高外教比例（70%）以及为每位学生配备专属学术顾问，都提高了学术支持密度，从而增强了学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学校不分文理科，学生最晚大二下学期确定专业，大一以通识教育为主。他认为，最佳专业是结合学生兴趣、学校资源和社会需求的点，让学生从容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虽不强制，但极力鼓励学生进行海外交换。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学生可在本科期间最多两个学期在海外校区学习，这使得其本科更像“3+1”模式，但国内三年更具在地留学特色。中外学生培养被打通，甚至强制宿舍混住，避免两名中国学生同住。沈伟其指出，选择“4+0”路径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近年来选择此路的考生日渐增多。

白蕊仍未决定是否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她认为高三毕业时难以明确未来方向。田力建议考生仔细核查项目审批情况及合作双方办学水平。孙晨皓则鼓励考生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体验不同风景的机会。